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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者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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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在国际间闯出名堂的香港艺术家寥寥可数，文楼是其中之一位。致力在香港推广中华文化的艺术家更是少之又少，文楼却在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当了十一年主席。在香港97回归，文楼提出了文化回归的理念与实践，既显出他对文化事业的远见和期望，同时反映出他对香港和民族的深厚感情。
「香港回归中国，如果没有文化回归，主权的回归虽可过渡，却不能长远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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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一直从事艺术创作，当年为何选择中华文化促进中心的工作？
答：这关乎我个人的背景，我本身是一个华侨，自小寄人篱下，受人歧视。与此同时，受父亲影响建立起强烈的民族意识。在六十年代，我已经是文化活动的活跃份子，并怀着满腔爱国热诚参与七十年代的保钓运动。而我出任中华文化促进中心的主席便是基于对文化的热爱和推广文化的使命感。
问：艺术该是一种自由创作，您作为一个艺术家却抱有推广文化的使命感，会否感到矛盾？您又如何作出平衡？
答：创作是非常个人的事，只要凭理想和信仰便可作出作品；但推广文化却是要去影响别人，需要协调，两者之间确有矛盾存在。然而，我所搞的艺术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亦可说是在创作中宣扬中华文化。回顾十一年的文化推广工作，我既为有机会实现理想而快乐，同时又不能将理想实现而痛苦。譬如我对回归后香港整个社会的文化活动和计划感到很失望，再继续的话实在有力不从心的苦况。
问：涉足于艺术创作和推广文化两个领域，您会怎样形容自己的身份？
答：我是一个专业艺术家，搞文化活动只是副业。其实我的艺术创作从未间断过。过去十多年，我在香港参与文化推广工作，耗了大量时间和精神，倘若花在创作方面准会丰收了。但我有个抱负，希望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传给后人，取诸社会，留诸后世。因此，我虽为业余的推广文化工作牺牲了创作，我还是乐意去做，并没有后悔。但在香港搞文化，现实和理想相距太远，就如养育子女一样，假如他们不如期望，便会使人失望难堪。
问：作为一个艺术家及资深文化推广人，您对香港的文化发展的看法如何？
答：一个社会若要有高度文化及学术水平，单单是流行文化是不足够的，必须有高层次的创造性文化。香港一直没有文化艺术政策，到九十年代以后才开始发展，在我看来，整个社会目前尚在幼稚阶段。香港的文化问题很复杂，所指的是中国文化、西方文化还是中西文化结合的多元文化呢！例如文学创作方面，中文不成气候，英文又不成，一旦鼓摧多元文化，就容易变成了杂取文化，不辨主次，无从发展！
问：九七香港回归之前，您曾经提出文化回归的理念，现在主权回归已成事实，文化回归的情况又如何呢？
答：文化回归是一个先见的概念，但要实践不容易。文化回归有两个层面，其一是现实层面，包括经济及政治，这方面的回归不难处理；另一个是心理层面，包括社会的共识、一致思想和价值观等，这方面的回归则困难得多。香港有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地历史，香港人的生活、发展和成长深受西方文化影响，若要一下子放下西方一套观念而转向中华文化是不可能的。要真正达至文化回归政府必须面对及正视问题，并集多方面专长人士一起参与和研究，奈何政府对此并不重视。我认为「一国两制」是一个伟大的构想，但这「两制」社会必须有一內在联繁才能统率于「一国」，这就是对民族文化的共同价值观。如困社会没有共识，各方面缺乏沟通和了解，香港的文化问题便会变本加厉，严重的可能出现和自搞一套异于中央政府以外的非中国文化价值观。
问：您认为香港社会缺乏共同价值观，那么您自己对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如何？
答：我对中华文化的信仰坚定不移，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我绝不会做出对国家民族不利的事。我深信自己的民族有优越的文化传统，那是集不同民族文化，经过几千年不断交流、吸收、创造而成的，可说是世界文化史上一项奇跡。
问：卸下中华文化促进中心的工作后，目前有什么新计划？
答：为了在推动文化和艺术方面寻求新突破，我决定去北京发展，目前在中央美术学院传授现代艺术的概念，我所建议的美术教育大纲包括在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过渡至现代主义的艺术；与及由中国传统基础走向现代化。我现正在实践这个理念，假如成功便可推展至全国。今后，我会继续搞创作，同时在文化工作上贡献自己的经验，我是不会放弃文化使命感的。
后记： 文楼是一个立场鲜明的人，说话直接而坦白，当中流露出他对民族主义的强烈信仰和人生取向。文楼不讳言对政治反感，对香港的文化发展深切失望。当个人力量不足以改变现实，文楼毅然放下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的工作，远赴北京发展，继续实践宏扬中华文化的抱负。
上文有关文化回归的內容，原载于「文化回归的理念与实践」一文，有兴趣参阅原文的读者，请联络文楼工作室，传真：(852)2603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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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咽喉 - 河西走廊
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西方交流的主要通道，而夹处蒙古高原及青藏高原的河西走廊则属丝路的咽喉地段，同时是历代战事、经济、政治及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舞台，随着朝代兴衰而历尽变迁，至今仍有其重要地位。
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达敦煌绿洲，是中原通往西域及西方各国必经之路。其南是绵延千里、白雪皑皑的祁连山山脉，其北是合黎山和龙首山。这两座山脉之外是沙漠地区，中间夹着一条狭长地带，东西约长1200公里，犹如天然长廊，又因其位于黄河之西，故称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除四大片绿洲外，就是戈壁沙漠，其上草木难长，人跡罕至，一片空寂荒凉；绿洲上却是林木成荫，流水汨汨，呈勃勃生机。而沙漠到绿洲，又由绿洲到沙漠，便造成了河西走廊的独特地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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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政经、文化发展重地
综观河西走廊的农牧、经贸、文化及政治发展，便明白此地的重要地位。 农牧并济， 富庶欣荣， 河西走廊地势平坦，沙漠与绿洲相错分布，由于走廊南部的祁连山终年积雪，冰川的雪水滋润了天雨极少的乾旱长廊，令走廊绿洲地区水草丰美，土壤肥沃，适宜农耕和畜牧。河西走廊具备优越的天然条件，加上政府积极移民屯垦，开渠灌田，此地自西汉起逐渐变成富遮的农业区，张掖、武威更是中原地域的粮仓，素有金张掖、银武威的美称。此外，山丹河上游有广阔肥沃的草原，为山丹马场的所在地。这里是二千多年前汉武帝的军马场，着名的汗血马亦在此地繁殖，为国家造就兵马精强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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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繁华 文化昌盛
河西走廊是中原农业民族和西北各游牧民放接触、交往的前哨地，先后有月氏、匈奴、羌、鲜卑、党项、吐蕃、契丹和蒙古等十多个民族在河西走廊聚居，加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促进了中西方经贸、文化交流，往来于河西走廊的外交使团、商旅和僧侣们，西出东归，相望于道，令走廊上的城镇发展为人口眾多、胡汉杂居的商业都会。经济活动蓬勃发展的同时，亦出现了多元文化交融、互补和争辉的繽纷面貌，有利于艺术、宗教、科学等各方面发展，敦煌莫高窟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宝库，由此可见河西走廊对促进物质和精神文明有着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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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戈不息 争雄之地
由于河西走廊地区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丰富物产，自然成为各部族侵扰和掠夺的对象，因此历代中原王朝都很重视河西地区的防务与稳定，不断在此地设关置堡。秦统一全国后，便在此军事重地筑长城以防御匈奴侵略；汉武帝击退匈奴后设河西四郡，以全控制河西走廊；而于敦煌的阳关与玉门关具是汉长城通西域之关隘；明长城西端终点
- 嘉峪关，位处祁连山及黑石山之间咽喉要地，镇守河西走廊的天险，此地尽佔易守难攻的军事优势，因而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各个朝代，河西走廊地区争雄战事此起彼落，反映出河西与中原王朝的安危和兴衰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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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去病 打通河西走廊
在河西走廊悠长光辉的历史之中，记载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遗下不少传奇人物的足跡，其中包括西汉骠骑将军霍去病，这位赫赫有名的丝路英杰，曾勇退匈奴，打通河西走廊，立下千古称颂的功绩。
公元前124年，匈奴骑兵侵入代地(河北、山西北部地区)，次年，汉武帝派兵反攻，年仅十八岁的霍去病率领八百骑兵奔赴战场对抗匈奴，首战告捷，崭露头角。
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发动河西战争，任命二十岁的霍去病为骠骑将军，领兵征讨盘踞在河西走廊一带的匈奴，勇挫敌军，战果辉煌。匈奴在惨败后投降归汉，并退到大漠以北地区，汉室完全控制了河西走廊，更先后设置武威(凉州)、张掖(甘州)、酒泉(肃州)，敦煌(沙州)四郡，称为河西四郡。从此，河西走廊正式归入西汉王朝疆域，而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亦自此打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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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贵文物 闻名遐迩
铜奔马
东汉的铜奔马是威雷台汉墓出土的一件国宝，也是丝路上出土文物中的一件精品。这尊仰首嘶鸣的铜马，三蹄凌空，一蹄踏在飞翔的龙雀上，似有腾云飞跃之气势。马身矫健有力，而全身着力于踏在飞鸟的一足上，造形巧妙奇特，并掌确掌握了力学的平衡原理，具有极高工艺水平，充份表现出河西走马势凌万里的超凡气质。
铜奔马集大宛马、乌孙马和河西马的优点于一身，是典型的良马，并可视为东西交流的象征。
夜光杯
唐诗人王翰的《凉州词》是着名的边塞诗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臥沙场君莫笑，古人征战几人回
诗中所说的夜光杯，是酒泉特产。传说中的夜光杯是以西域进贡的玉制成，迎光一照，呈透明状，玲珑剔透。酒泉夜光杯则采用祁连山峰一带的玉石所制，有白玉和黑玉，用以盛酒，倍添雅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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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四郡 各具风采
武威地处河西走廊东端，为「通一线于广漠，控五郡之咽喉」的要塞，亦是由中原进入河西的第一个绿洲城市，有悠久光辉的历史。在十六国时，五凉国中有四个凉国建都于此，所以武威又称凉洲。武威既是着名的粮仓，并是山丹马场所在地，而震惊中外的铜奔马亦在此地出土。
张掖是河西走廊另一重镇，在古代，张掖是东西(中原通往西域)和南北(青海西宁通往居延和蒙古)两条大的交汇点，以至在隋唐成为西域各国悉来交市的名都。另外，由于此地资源丰，农耕和畜牧业发达，素有金张掖之美称。名胜古迹则包括马蹄寺及佛。
酒泉是河西走廊的重要商埠及军事要塞，其西面是天下第一雄关 - 嘉峪关。相传西汉骠骑大将军霍去病讨伐盘踞河西的匈奴，取得胜利，汉武帝赐御酒犒赏。霍去病将军不舍得独享美酒，倾酒入泉与眾将士共饮，据说清泉水化为酒液，长年不枯，酒泉的名字由此而起。
敦煌地处河西走廊西端，是从沙漠踏入河西的第一块绿洲，在两汉时便已成为中国通往西域的交通总枢纽，商贾、僧侣络绎不绝，极为繁盛。敦煌亦是中西文化的交汇地，其佛教艺术成果尤为举世瞩目，敦煌莫高窟与榆林窟堪称世界级艺术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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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敦煌丝巾领会文化意蕴
中国丝绸，轻柔华美、斑烂夺目，不仅是古代中外贵族富裕生活的象征，同时是东西方交流的见证。从丝绸上变化多端的饰纹图案中，我们更可窥探各朝代的文化面貌，领略丝中盈盈意蕴。因此，中国丝绸可说是兼具实用与观赏价值，而又富有文化历史意义的美术艺品。
丝绸之路开展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光辉历史，古丝道上的敦煌，更蕴藏着佛教艺术精粹。中国古代丝绸图案，与敦煌石窟中佛像、飞天的衣饰和宝盖、藻井、庙堂內饰边一脉相承。各种别致图纹与繽纷色调，交织成千姿百态的装饰图案。自十九世纪初敦煌石窟被发现后，內里的装饰图案皆被采用于西方及日本的生活文化之中。
敦煌石窟艺术是中原文化和外来文化相融互渗，再加上历代匠师们才艺与智慧凝聚而成的结晶，当中的装饰图案糅合了中国本土、印度、波斯和希腊的艺术精华。
敦煌石窟中各时代佛像衣着的彩绘、用色和艺术造诣均有所不同，风格迥异，返映出各种时代精神、民族习惯和流行风尚。在敦煌早期石窟装饰图案中，最常见「忍冬草」图案和「几何纹」，具有北魏早期特有的风格。隋唐是敦煌艺术发展的高峰期，装饰图案明显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例如采用联珠纹组成并饰有飞禽走兽的图案，便是波斯艺术文化渗入的结果。到了唐代，敦煌装饰图案发展了繁花似锦的新阶段，匠师们巧妙地运用牡丹、莲花、石榴等各类花卉，组织成千变万化的「卷草」图纹，配合石青、石绿、朱砂、土红、黑金等绮艳色彩，更形富丽堂皇。唐代以后，随着陆上丝路的衰颓，敦煌石窟艺术也无復过去的盛世风采，五代时期出现了类似木板印花的图案，颇具简单朴素的民间色彩。后期的宋代服饰图案亦开始趋于单调，大大不如前期的丰富多姿。
敦煌石窟艺术不但为世界美艺史留下光辉绚烂的印记，更为现代艺术创作提供取之不尽的素材。「巴扎驿店」特别邀请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设计了一系列以敦煌色彩为题材的丝巾，设计意念源自敦煌石窟中的饰纹图案，显现敦煌艺术的魅力，希望大家能体会个中无穷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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