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者文语

吴家玮教授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华裔大学校长，在物理研究方面亦卓有成就，他曾获颁多种荣誉及奖项，表扬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及公职上的贡献。1988年，吴教授毅然放弃了美国的事业，回港出任香港科技大学的创校校长，致力为香港社会培育人才。科大今天的成绩有目共睹，吴校长仍然满怀壮志，继续实践他贡献祖国的理想。

「站得高，看得远，全情投入。」

目前，香港正步入经济转型期，发展科技及培育优秀人才是当务之急。吴家玮教授作为香港科技大学校长，他谈「科技」与「教育」，自然是最佳人选。 没有一个国家是科技弱而经济强的，换句语说，「科技强而经济弱的国家根本不存在。」吴校长一语道出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必然关係，并清晰说明科大的定位：「科大是一所综合性的，但又蓄意精选了某些领域或专业为卓越点的研究型大学。科大的使命是帮助香港和邻区，甚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把主力放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上，同时大力推动应用研究和开发。」

强调科技之余，吴校长并没有忽略学生的文化素质。「我认为学生的知识不能单维，除了本科之外，亦应多接触历史地理及文化知识，故此我们要求学生修读通识课程，包括相当多的人文及社会科学。」此外，科大校园內更经常举办艺术展及音乐会等各类型文化活动，科大的辩论队及合唱团在学界比赛中均有杰出表现，校园內文化风气之盛由此可见一斑。为了筹办科大，吴校长倾注了十年的精神和心血，犹如父亲看着自己的儿子诞生、成长，个中包含不足为外人道的苦与乐。现在科大成立已经七年，总结现阶段的成绩，吴校长欣然表示：「学校的成就与素质已远超筹备期间的企望。师资方面，科大汇聚世界一流的教研人员，每位教师均执着名大学博士学位，不仅有学问、有能力，更重要的是充满热诚。他们视香港为自己的家园，希望为香港为中国內地培养人才，因而对教学工作格外投入。科技研究方面，科大在争取香港研究资助经费时，成功率达六、七成。久居大专院校之首；人均与其他院校相比，数以倍计。至于研究成果的应用亦很理想，例如，六年前科大一位教授开办了全港首间互联网服务公司，成为该行业的先导，三年后，科大出售此公司时，同类型公司已有八十多间。科大的国际学术声誉日渐提升，不但跻身全国最优秀大学之列，在欧美、日本、东南亚各地均受到注目。」

吴校长对科大今天的成绩感到满意。他说：「真正得到了多大的成就，还需看在未来的日子里，科大是否能肩负推动社会成长的使命？科大毕业生能否真正贡献社会？科大的科研成果是否有助香港经济转型？这一切仍有待分晓。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虽然成败未知，但我对科大师生的信心是颇强的。」

带领科大昂然前进之余，吴校长更关心香港的前景。谈及香港社会科技发展的有利因素及隐忧，他分别从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作出分析：「目前可谓尽得天时，就以科技大学为例，早廿年根本开不成，因为人们并不重视科技；再过廿年则太迟了，因为香港如不重视科技到时便已经垮了。现在发展科技正好时机成熟，适逢香港回归祖国，一国两制的落实及大陆经济的强劲增长更为香港提供支持。地利方面，香港是中国在长江流域以南最重要的城市，三亿人口的华南腹地，素来富于资源、人材和市场，加上香港位居东亚、北美、西欧的汇点，可谓佔尽地理优势。」

兼得天时、地利，剩下来是人和因素，亦即是「心态」问题，吴校长继续畅谈他的见解：「由于香港过往是英国殖民地，一直被视为边缘地带。有说香港是通往中国的门户，我对这种说法极为反感，因为没有人会说纽约是美国的门户，或东京是日本的门户。其实香港本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是地位十分重要的经济、交通、资讯中心，可悲的是连香港人自己也把家乡看成别人的门户和自己的过道；因此在发展事业时，每每抱着急功近利的心态，这种心态不利于高科技工业的孕育。今后，我们要视香港为家园，以中国人为傲，并且放开偏见，着眼于香港社会的长远前途和利益，再配合天时、地利，必定大有可为。因此，我认为人的心态是目前香港发展科技的关键因素，坏则酿成隐忧，好则变为优势，是此「忧」还是彼「优」，全在乎我们怎样去做。」

由于历史因素，香港人比较缺乏宏观视野，过分注重眼前利益，甚至学生选读大学时也抱着这种心态。对此吴校长亦有同感：「近两年，申请入读科大的特别优秀的名校毕业生并不在大量增加，原因是他们说科大着重不断评估，功课和考试较多，宁愿选读功课较为轻鬆的院校，到最后同样取得一纸文凭。说他们功利吗？又不尽对。若然是真正的功利主义便应看远一点，经过苦读与轻易得来的学位，刚起步时也许相差不远，但再过几年，要跟內地的人才，甚至全世界的人才兢争，那时候高下立见，没有真才实学的人肯定会吃亏。」吴校长这番说话，实在值得青年人好好反思。

吴校长对教育事业的热诚态度和对青年人的关怀爱惜无容置疑，他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华裔大学校长，十年前却毅然选择回港出任科大校长，问他为何有此决定，他却反问：「为何不回来呢？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中学阶段，我毕业于香港培正中学，一直热爱中国文化及哲学思想，纵然十七岁便离开香港到美国去读书，但心情一直没有脱离中华民族和文化。」吴校长细说他对香港和中国的深厚感情，并谈及他的抱负：「现在我的愿望都寄托在这所大学，希望它可以发挥更大影响力，改变香港的大气候，创造更多机会，建立积极正面的风气。科大的根据地不单是香港特区境內的地域，我们必须站得高些看得远些，注目珠江海岸，即由深圳、南沙、和珠海三点联成的三角形地带。我将珠江海岸与香港特区组合成的一个大都会称为"香港湾区"，期望她成为景色怡人、环境优美的文化胜地、教育中心、科技前驱、金融重镇、营运枢纽、和现代化的服务业和制造业基地；媲美甚至超越旧金山湾区。而最终当然希望香港湾区有利中国发展从而改善人民生活，提高文化素质。」吴校长给我的印象是一位平易近人、爽朗明快、朝气洋溢的长者，最后他对年青人的寄语是简而精的十个字：「站得高，看得远，全情投入。」而他对香港发展的卓见与及对教育事业的热诚，正好是这句说话的精彩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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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路兴起的原因

张騫通西域上丝路开通的历史标志，这条横贯欧亚的古丝路，增进了东方与西方的相互瞭解和联繁。隋唐时代，陆上丝路发展到了鼎盛期，商旅、使团、僧侣在丝路上往来不绝，热闹非凡。到公元10世纪之后，陆上丝路的作用逐渐衰减，其地位被海上丝路所取替，开展另一番经贸、文化交流新气象。

海上丝路早在唐朝已经出现，但当时陆上丝路还佔压倒性地位。到了末代，海上交通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元朝和明朝时，海上丝路的发展更愈来愈兴旺，郑和七下西洋可说是最具代表性的壮举。

首先，科学技术进步为海上丝路提供极有利的发展条件。在唐宋时期，中国造船业就已相当发达，可以建造载重两百吨的木船；中国的航海技术在当时更领导世界，不但将罗盘应用于航海业上，并掌握预测台风及其他航海知识，将海上交通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其次，贸易商品的变化和数量的增加也促进了海上运输的发展。唐、宋之后，东西方贸易往来的主要商品除了丝绸之外，更增添了香科和瓷器，这些货品既不轻便又容易破损，若用骆驼或马匹运输极之不便，用船装运当然比较妥善安全。此外，由于中国所入口的香料大部份在东南亚地区出产；而中国的主要出口产品包括丝绸、茶业则产于中国东南部沿岸一带，选用海运省时便捷，更为理想。

人们转向海上丝路另一个原因是由于透过陆上丝路运送商品有不少潜在危险。踏上迢迢丝路的骆驼商队，途中需穿越不同部族或势力范围，随时遇上战乱或其他政治问题，加上险峻山岭和浩瀚沙漠等天然障阻，个中有说不尽的艰辛，相比之下，海上丝路自然处处佔优。此外，中国的地理环境亦有利于海上交通的发展，中国拥18?000公里的海岸线，沿岸有许多冬季不结冰的优良海港，船舶往来全年无碍，助长了航运业的兴起和迅速发展。

发展历史

唐代，中国的海上交通进入一个新纪元，那时候开始有远洋船舶定期航行，中国沿海几个最大港口，如交州、广州、泉州、明州，均跟西洋(东南亚、印度)大规模通航。诸港口中，又以广州为集散地，前往西洋的商船，先由中国其他各小港口集中广州，作最后一次粮食补充，然后出发；由西洋到中国的商船，也先到广州，再北上其他港口。当时海上丝路航线已从波斯湾延伸到东非，可到达越南、马来西、巴基斯坦、印尼、斯里兰卡、印度、伊拉克及阿拉伯半岛、东非和红海沿岸。到了宋代，航海技术有突破性发展，罗盘被应用作导航，有助船员在茫茫大海之中辨清方向，加强了海运的安全和可靠性。此外，船舶装备并有转轴、避水艇、桅、舵、锚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设备。商贸货品方面，出口以瓷器和丝绸为主，还有金、银鍚、漆器等，进口的舶货以香料居首，其次有珍珠、玛瑙、玳瑁等，多为富户豪门需求的奢侈品。

中国海上交通在元朝依然蓬勃兴盛，但到了明朝，明太祖禁止出入口贸易，遂使海上交通停顿，严重打击航海事业的发展。闭关持续了三十年之久，直至太子朱棣继位才重新鼓励中外交往，他更派遣郑和率领庞大的远洋船队，前后七次出使印度洋，令海上丝路的发展臻达顶峰。

郑和下西洋，跟张騫通西域一样，都为中国闯开一片广大的新天地。他们对国家贡献和东西文化交流，有伟大的功绩，分别成为陆上和海上丝路的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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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 - 广州

广州地处珠江三角洲北缘，面向南海，河网交错，既是河港，又是海港。自秦汉时代，广州便已是中国南方重要的海上通商贸易港市。两晋南北朝时期，开通了经海南岛东部、西沙群岛北礁，直达东南亚的航线；另有通向西亚和地中海沿岸的西部航线，从各国来广州经商、传道者接踵而至，出现了"舟舶继路，商使交属"的繁盛局面。其间印度僧人达摩远渡重洋来到广州，在今西关登陆，并就地建起西来奄(今华林寺)。

唐宋是中国历史上对外贸易的鼎盛时，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港市，是世界着名的东方大港。唐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唐政府首次在广州设立市舶使，处理商船的停泊供应以及商品贸易和人员管理。对外贸易的兴盛，促进了广州造船业的发展，广州是宋代中国三大造船中心之一，当时的"广舶"容数百人以至一千多人，坚固巨大，能抗御风浪，远涉重洋。广州的繁荣，吸引了许多外国人来定居，唐政府为便于管理，专门指定广州城西南濠岸蕃舶码头区作为外国人的居住区，称为「蕃坊」，并设「蕃长」掌管坊內的具体事宜。南宋时，政治中心转移到临安(今杭州)，福建泉州港的地位超过了广州，但广州仍是全国最大的港口之一。明代曾实行严厉的海禁，但广州仍设市舶提举司，在海禁期间成为全国唯一的对外通商贸易口岸。清朝鸦片战争后，广州成为五个被迫对外进行贸易的口岸之一。近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广州不但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沿海开放城市，更是海陆空交通枢纽、工商重镇、金融中心和科技发展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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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港口的辉煌岁月

扬州 扬州位处长江与淮河之险要位置，隋唐时期，扬州经已是一个繁华都会及主要外贸港口，商贾云集，夜市灯火通明，一片热闹景象。元朝忽必烈委任马可波罗为扬州总督，在三年的任期內，马可波罗到处畅游，并记下了扬州的繁华市况，而唐朝诗人李白，白居易等曾写下歌颂扬州的诗篇。

明州

位于东南海岸、三条河流交汇处的明州，是最早期的对外贸易港口，亦是最先与韩国和日本通航的地方。中唐时期，日本政府派遣往中国的使节及留学生均在此登陆。其后，明州又与东南亚及非洲各国通商，航海事业更加活跃蓬勃。

泉州

泉州是世界闻名的国际港口，宋朝是泉州海运发展的黄金时期，当地成为宋政府接待外来使节的主要港口，码头跻满大小船舶，货仓堆积着入口的香料和珍珠与及出口的瓷器和丝绸，还有阿拉伯、波斯、印度及意大利商人在泉州定居、结婚，并且在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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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 - 中国第一位海上英雄

郑和是回族人，他自小便听父亲和祖父讲述西洋各国的异域风情，令他立下乘风破浪的奇志。郑和十二岁时被明军掳去，作了一名小宦官。由于有智略、知兵习战，深得明朝皇帝朱棣赏识，并于公元1405年奉旨率篮队通使西洋，两年而返。以后屡次奉旨出洋，总计28年间出国七次，范围东琉球、菲律宾，西到印度洋、红海，沟通亚非两大洲的交通、贸易和友好往来。郑出行的船队甚为庞大，由成百上千的船只组成，平均每艘船可载四、五百人。据（明史）记载，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率士卒两万余人。如此浩大雄伟的队伍乘风破远行，不愧为古代最大的海上舰队。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壮举震撼了全世界，这标志着海上丝路发展的高峰，而郑和亦成为中国第一位海上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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