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者文語

吳家瑋教授是美國有史以來第一位華裔大學校長，在物理研究方面亦卓有成就，他曾獲頒多種榮譽及獎項，表揚他在學術上的成就及公職上的貢獻。1988年，吳教授毅然放棄了美國的事業，回港出任香港科技大學的創校校長，致力為香港社會培育人才。科大今天的成績有目共睹，吳校長仍然滿懷壯志，繼續實踐他貢獻祖國的理想。

「站得高，看得遠，全情投入。」

目前，香港正步入經濟轉型期，發展科技及培育優秀人才是當務之急。吳家瑋教授作為香港科技大學校長，他談「科技」與「教育」，自然是最佳人選。 沒有一個國家是科技弱而經濟強的，換句語說，「科技強而經濟弱的國家根本不存在。」吳校長一語道出科技與經濟發展的必然關係，並清晰說明科大的定位：「科大是一所綜合性的，但又蓄意精選了某些領域或專業為卓越點的研究型大學。科大的使命是幫助香港和鄰區，甚至整個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把主力放在教學和學術研究上，同時大力推動應用研究和開發。」

強調科技之餘，吳校長並沒有忽略學生的文化素質。「我認為學生的知識不能單維，除了本科之外，亦應多接觸歷史地理及文化知識，故此我們要求學生修讀通識課程，包括相當多的人文及社會科學。」此外，科大校園內更經常舉辦藝術展及音樂會等各類型文化活動，科大的辯論隊及合唱團在學界比賽中均有傑出表現，校園內文化風氣之盛由此可見一斑。為了籌辦科大，吳校長傾注了十年的精神和心血，猶如父親看著自己的兒子誕生、成長，箇中包含不足為外人道的苦與樂。現在科大成立已經七年，總結現階段的成績，吳校長欣然表示：「學校的成就與素質已遠超籌備期間的企望。師資方面，科大匯聚世界一流的教研人員，每位教師均執著名大學博士學位，不僅有學問、有能力，更重要的是充滿熱誠。他們視香港為自己的家園，希望為香港為中國內地培養人才，因而對教學工作格外投入。科技研究方面，科大在爭取香港研究資助經費時，成功率達六、七成。久居大專院校之首；人均與其他院校相比，數以倍計。至於研究成果的應用亦很理想，例如，六年前科大一位教授開辦了全港首間互聯網服務公司，成為該行業的先導，三年後，科大出售此公司時，同類型公司已有八十多間。科大的國際學術聲譽日漸提升，不但躋身全國最優秀大學之列，在歐美、日本、東南亞各地均受到注目。」

吳校長對科大今天的成績感到滿意。他說：「真正得到了多大的成就，還需看在未來的日子裡，科大是否能肩負推動社會成長的使命？科大畢業生能否真正貢獻社會？科大的科研成果是否有助香港經濟轉型？這一切仍有待分曉。我們一定會繼續努力，雖然成敗未知，但我對科大師生的信心是頗強的。」

帶領科大昂然前進之餘，吳校長更關心香港的前景。談及香港社會科技發展的有利因素及隱憂，他分別從天時、地利、人和三方面作出分析：「目前可謂盡得天時，就以科技大學為例，早廿年根本開不成，因為人們並不重視科技；再過廿年則太遲了，因為香港如不重視科技到時便已經垮了。現在發展科技正好時機成熟，適逢香港回歸祖國，一國兩制的落實及大陸經濟的強勁增長更為香港提供支持。地利方面，香港是中國在長江流域以南最重要的城市，三億人口的華南腹地，素來富於資源、人材和市場，加上香港位居東亞、北美、西歐的匯點，可謂佔盡地理優勢。」

兼得天時、地利，剩下來是人和因素，亦即是「心態」問題，吳校長繼續暢談他的見解：「由於香港過往是英國殖民地，一直被視為邊緣地帶。有說香港是通往中國的門戶，我對這種說法極為反感，因為沒有人會說紐約是美國的門戶，或東京是日本的門戶。其實香港本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且是地位十分重要的經濟、交通、資訊中心，可悲的是連香港人自己也把家鄉看成別人的門戶和自己的過道；因此在發展事業時，每每抱著急功近利的心態，這種心態不利於高科技工業的孕育。今後，我們要視香港為家園，以中國人為傲，並且放開偏見，著眼於香港社會的長遠前途和利益，再配合天時、地利，必定大有可為。因此，我認為人的心態是目前香港發展科技的關鍵因素，壞則釀成隱憂，好則變為優勢，是此「憂」還是彼「優」，全在乎我們怎樣去做。」

由於歷史因素，香港人比較缺乏宏觀視野，過分注重眼前利益，甚至學生選讀大學時也抱著這種心態。對此吳校長亦有同感：「近兩年，申請入讀科大的特別優秀的名校畢業生並不在大量增加，原因是他們說科大著重不斷評估，功課和考試較多，寧願選讀功課較為輕鬆的院校，到最後同樣取得一紙文憑。說他們功利嗎？又不盡對。若然是真正的功利主義便應看遠一點，經過苦讀與輕易得來的學位，剛起步時也許相差不遠，但再過幾年，要跟內地的人才，甚至全世界的人才兢爭，那時候高下立見，沒有真才實學的人肯定會吃虧。」吳校長這番說話，實在值得青年人好好反思。

吳校長對教育事業的熱誠態度和對青年人的關懷愛惜無容置疑，他是美國有史以來第一位華裔大學校長，十年前卻毅然選擇回港出任科大校長，問他為何有此決定，他卻反問：「為何不回來呢？對我影響最大的是中學階段，我畢業於香港培正中學，一直熱愛中國文化及哲學思想，縱然十七歲便離開香港到美國去讀書，但心情一直沒有脫離中華民族和文化。」吳校長細說他對香港和中國的深厚感情，並談及他的抱負：「現在我的願望都寄託在這所大學，希望它可以發揮更大影響力，改變香港的大氣候，創造更多機會，建立積極正面的風氣。科大的根據地不單是香港特區境內的地域，我們必須站得高些看得遠些，注目珠江海岸，即由深圳、南沙、和珠海三點聯成的三角形地帶。我將珠江海岸與香港特區組合成的一個大都會稱為"香港灣區"，期望她成為景色怡人、環境優美的文化勝地、教育中心、科技前驅、金融重鎮、營運樞紐、和現代化的服務業和製造業基地；媲美甚至超越舊金山灣區。而最終當然希望香港灣區有利中國發展從而改善人民生活，提高文化素質。」吳校長給我的印象是一位平易近人、爽朗明快、朝氣洋溢的長者，最後他對年青人的寄語是簡而精的十個字：「站得高，看得遠，全情投入。」而他對香港發展的卓見與及對教育事業的熱誠，正好是這句說話的精彩演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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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絲路興起的原因

張騫通西域上絲路開通的歷史標誌，這條橫貫歐亞的古絲路，增進了東方與西方的相互瞭解和聯繫。隋唐時代，陸上絲路發展到了鼎盛期，商旅、使團、僧侶在絲路上往來不絕，熱鬧非凡。到公元10世紀之後，陸上絲路的作用逐漸衰減，其地位被海上絲路所取替，開展另一番經貿、文化交流新氣象。

海上絲路早在唐朝已經出現，但當時陸上絲路還佔壓倒性地位。到了末代，海上交通呈現前所未有的繁榮。元朝和明朝時，海上絲路的發展更愈來愈興旺，鄭和七下西洋可說是最具代表性的壯舉。

首先，科學技術進步為海上絲路提供極有利的發展條件。在唐宋時期，中國造船業就已相當發達，可以建造載重兩百噸的木船；中國的航海技術在當時更領導世界，不但將羅盤應用於航海業上，並掌握預測颱風及其他航海知識，將海上交通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

其次，貿易商品的變化和數量的增加也促進了海上運輸的發展。唐、宋之後，東西方貿易往來的主要商品除了絲綢之外，更增添了香科和瓷器，這些貨品既不輕便又容易破損，若用駱駝或馬匹運輸極之不便，用船裝運當然比較妥善安全。此外，由於中國所入口的香料大部份在東南亞地區出產；而中國的主要出口產品包括絲綢、茶業則產於中國東南部沿岸一帶，選用海運省時便捷，更為理想。

人們轉向海上絲路另一個原因是由於透過陸上絲路運送商品有不少潛在危險。踏上迢迢絲路的駱駝商隊，途中需穿越不同部族或勢力範圍，隨時遇上戰亂或其他政治問題，加上險峻山嶺和浩瀚沙漠等天然障阻，箇中有說不盡的艱辛，相比之下，海上絲路自然處處佔優。此外，中國的地理環境亦有利於海上交通的發展，中國擁18?000公里的海岸線，沿岸有許多冬季不結冰的優良海港，船舶往來全年無礙，助長了航運業的興起和迅速發展。

發展歷史

唐代，中國的海上交通進入一個新紀元，那時候開始有遠洋船舶定期航行，中國沿海幾個最大港口，如交州、廣州、泉州、明州，均跟西洋(東南亞、印度)大規模通航。諸港口中，又以廣州為集散地，前往西洋的商船，先由中國其他各小港口集中廣州，作最後一次糧食補充，然後出發；由西洋到中國的商船，也先到廣州，再北上其他港口。當時海上絲路航線已從波斯灣延伸到東非，可到達越南、馬來西、巴基斯坦、印尼、斯里蘭卡、印度、伊拉克及阿拉伯半島、東非和紅海沿岸。到了宋代，航海技術有突破性發展，羅盤被應用作導航，有助船員在茫茫大海之中辨清方向，加強了海運的安全和可靠性。此外，船舶裝備並有轉軸、避水艇、桅、舵、錨等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航海設備。商貿貨品方面，出口以瓷器和絲綢為主，還有金、銀鍚、漆器等，進口的舶貨以香料居首，其次有珍珠、瑪瑙、玳瑁等，多為富戶豪門需求的奢侈品。

中國海上交通在元朝依然蓬勃興盛，但到了明朝，明太祖禁止出入口貿易，遂使海上交通停頓，嚴重打擊航海事業的發展。閉關持續了三十年之久，直至太子朱棣繼位才重新鼓勵中外交往，他更派遣鄭和率領龐大的遠洋船隊，前後七次出使印度洋，令海上絲路的發展臻達頂峰。

鄭和下西洋，跟張騫通西域一樣，都為中國闖開一片廣大的新天地。他們對國家貢獻和東西文化交流，有偉大的功績，分別成為陸上和海上絲路的英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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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祥地 - 廣州

廣州地處珠江三角洲北緣，面向南海，河網交錯，既是河港，又是海港。自秦漢時代，廣州便已是中國南方重要的海上通商貿易港市。兩晉南北朝時期，開通了經海南島東部、西沙群島北礁，直達東南亞的航線；另有通向西亞和地中海沿岸的西部航線，從各國來廣州經商、傳道者接踵而至，出現了"舟舶繼路，商使交屬"的繁盛局面。其間印度僧人達摩遠渡重洋來到廣州，在今西關登陸，並就地建起西來奄(今華林寺)。

唐宋是中國歷史上對外貿易的鼎盛時，廣州成為中國最大的港市，是世界著名的東方大港。唐開元二年(公元714年)，唐政府首次在廣州設立市舶使，處理商船的停泊供應以及商品貿易和人員管理。對外貿易的興盛，促進了廣州造船業的發展，廣州是宋代中國三大造船中心之一，當時的"廣舶"容數百人以至一千多人，堅固巨大，能抗御風浪，遠涉重洋。廣州的繁榮，吸引了許多外國人來定居，唐政府為便於管理，專門指定廣州城西南濠岸蕃舶碼頭區作為外國人的居住區，稱為「蕃坊」，並設「蕃長」掌管坊內的具體事宜。南宋時，政治中心轉移到臨安(今杭州)，福建泉州港的地位超過了廣州，但廣州仍是全國最大的港口之一。明代曾實行嚴厲的海禁，但廣州仍設市舶提舉司，在海禁期間成為全國唯一的對外通商貿易口岸。清朝鴉片戰爭後，廣州成為五個被迫對外進行貿易的口岸之一。近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廣州不但成為華南地區最大的沿海開放城市，更是海陸空交通樞紐、工商重鎮、金融中心和科技發展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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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港口的輝煌歲月

揚州 揚州位處長江與淮河之險要位置，隋唐時期，揚州經已是一個繁華都會及主要外貿港口，商賈雲集，夜市燈火通明，一片熱鬧景象。元朝忽必烈委任馬可波羅為揚州總督，在三年的任期內，馬可波羅到處暢遊，並記下了揚州的繁華市況，而唐朝詩人李白，白居易等曾寫下歌頌揚州的詩篇。

明州

位於東南海岸、三條河流交匯處的明州，是最早期的對外貿易港口，亦是最先與韓國和日本通航的地方。中唐時期，日本政府派遣往中國的使節及留學生均在此登陸。其後，明州又與東南亞及非洲各國通商，航海事業更加活躍蓬勃。

泉州

泉州是世界聞名的國際港口，宋朝是泉州海運發展的黃金時期，當地成為宋政府接待外來使節的主要港口，碼頭躋滿大小船舶，貨倉堆積著入口的香料和珍珠與及出口的瓷器和絲綢，還有阿拉伯、波斯、印度及意大利商人在泉州定居、結婚，並且在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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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和 - 中國第一位海上英雄

鄭和是回族人，他自小便聽父親和祖父講述西洋各國的異域風情，令他立下乘風破浪的奇志。鄭和十二歲時被明軍擄去，作了一名小宦官。由於有智略、知兵習戰，深得明朝皇帝朱棣賞識，並於公元1405年奉旨率籃隊通使西洋，兩年而返。以後屢次奉旨出洋，總計28年間出國七次，範圍東琉球、菲律賓，西到印度洋、紅海，溝通亞非兩大洲的交通、貿易和友好往來。鄭出行的船隊甚為龐大，由成百上千的船隻組成，平均每艘船可載四、五百人。據（明史）記載，鄭和第一次下西洋，率士卒兩萬餘人。如此浩大雄偉的隊伍乘風破遠行，不愧為古代最大的海上艦隊。鄭和七次下西洋的壯舉震撼了全世界，這標誌著海上絲路發展的高峰，而鄭和亦成為中國第一位海上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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